張作霖對東三省的財政問題，十分關(guān)注。張作霖以前的東三省各屆掌權(quán)者，雖然也整理財政，但收效各有不同。1905年趙爾巽繼增祺之后，任盛京將軍，著意整理財政。開始設(shè)立財政局，鑄造銀元，創(chuàng)辦東三省官銀號，發(fā)行紙幣。因其措施得當，為人清廉，在任兩年，使奉天省的財政大有改觀。

1907年4月，趙爾巽調(diào)入中央，徐世昌任奉天省總督之時，省金庫貯藏現(xiàn)金達六百余萬兩。徐世昌當政以后，濫設(shè)官廳，增添冗員，貪污中飽，賄賂公行，將庫存積蓄揮霍一空。1909年4月，錫良任東三省總督。他采取了節(jié)約經(jīng)費、裁汰冗員等措施，但入不敷出，年欠360余萬兩。錫良乏術(shù)，辭職而去。1911年6月，趙爾巽任清朝最后一任東三省總督，省庫空空如也。以后奉天省都督張錫鑾、段芝貴對財政虧空，也毫無辦法。

1916年4月22日袁世凱任命張作霖為奉天將軍兼巡閱使，掌握了奉天省的軍政實權(quán)。6月袁世凱死后，北京政府命令各省軍政首腦改變稱呼。張作霖遂改稱奉天督軍兼省長。當時奉天省的財政金融面臨崩潰的邊緣。除欠外債一千余萬元外，每年尚虧累二百余萬元。起初，張作霖任用王樹翰為財政廳長。但他也回天乏術(shù)，虧欠繼續(xù)增加，任職一年后即去職。

1917年5月22日，張作霖任命當時的省警察廳長王永江為財政廳長。第二年，又讓王永江兼任東三省官銀號督辦。這才使奉天省的財政金融走上正軌。當時，張作霖曾對王永江不解地問道：“東北這么大，為什么窮得沒錢花？你去接財政廳長，看看毛病在哪？”王永江猶豫地答道：“我接財政廳長可以，只要巡閱使信任我，二三年內(nèi)便可自給自足，外債亦可還清。但怕有人說閑話。”張作霖果斷地說：“你只管干，我什么也不聽。”給王永江吃了一顆定心丸。其實，王永江要的就是這句話。

王永江長期在基層，了解官吏貪污腐敗的內(nèi)幕，也懂得應(yīng)該如何加以治理。這次得到尚方寶劍，他便大動干戈了。

第一，撤換貪官污吏。在調(diào)查研究的基礎(chǔ)上，對縣知事和稅捐局長逐一考察，凡是貪官污吏的，都一律加以撤換。情節(jié)嚴重者，還繩之以法。殺一儆百，人人自危。這就嚴厲地打擊了貪官污吏的囂張氣焰，為整頓稅收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(chǔ)。

第二，推行幾項政策。大體是：關(guān)閉虧損的官營企業(yè)；開墾荒地，獎勵移民；收回省內(nèi)礦山的開采權(quán)，變?yōu)楣贍I；官有企業(yè)，經(jīng)營不善者，盡快賣給民營。這幾項措施的實行，做到了開源節(jié)流。

第三，大力整頓稅收。調(diào)整稅收人員，厘定稅收項目，清丈土地面積，定出稅收額度，確立賞罰章程。定職定責，賞罰分明，調(diào)動了各級稅收人員的積極性。各地的實際稅收定額，是以各稅捐局轄區(qū)的耕地面積和生產(chǎn)狀況來制定的。對貪污偷漏者，按章嚴懲。因此，清丈土地人員，不敢徇私舞弊，工作認真負責。

被清丈的民戶，牽涉實際利益，過去瞞報的地畝數(shù)，這次被查出，都滿腹牢騷。王永江，字岷源。人們諧音罵他為“萬民怨”。清丈局局長曾有翼，字子敬。人們也諧音罵他“整之凈”。王永江頂住壓力，堅決推行他的政策。

由于措施得力，經(jīng)三年多的努力，終獲成效。1920年末，除還清4000萬元外債，省庫尚存1100萬元的結(jié)余金。本來張作霖應(yīng)該利用豐盈的財源，做些利國利民的好事。但這時，他的政治野心極度膨脹，欲問鼎中原。于是，在1922年4月，爆發(fā)了第一次直奉戰(zhàn)爭。奉系戰(zhàn)敗，退回關(guān)內(nèi)。

對于王永江整頓奉天省財政，史學(xué)家金毓黻評論道：“永江不然，其理財上法劉宴，先之以剔除中飽，涓滴歸公；決定稅收比額，嚴督責之法，有犯必懲，不避權(quán)勢。一時榷稅之吏，皆股栗聽命，稅收倍于樹翰時，作霖為之大樂，而侈心亦因之日增。不數(shù)年，聽楊雨霆之計，日以擴展軍備開疆辟土為事。永江諫之不肯聽。”這個記敘是準確的，評價是中肯的。

雖然張作霖在政治上失掉了熱河、察哈爾二特區(qū)，但在經(jīng)濟上卻沒有任何損失。因為東北宣布獨立，截留了東三省的鹽稅收入和奉榆鐵路的運費收入。這樣，奉天省的收入反而有很大的增長。1923年奉天省的稅收總額高達三千余萬元，扣除支出，當年的盈余約有八百二十萬元。王永江的意見是，利用這些充沛的資金，興辦實業(yè)、教育、交通、城建、屯墾等大事，閉關(guān)自守，保境安民，以固根本，而圖發(fā)展。張作霖聽不進這個有益的諫言，圖謀全國的野心再度膨脹，于1924年又挑起第二次直奉戰(zhàn)爭。以后的財政狀況就每況愈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