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劉邦的眾子中，劉恒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個，這和他的母親有關。母親薄姬原是項羽所封魏國王宮的宮女，在劉邦打敗魏國后，將許多宮女選進自己的后宮，后來便和薄姬生了文帝劉恒。但劉恒出生后，薄姬卻遭到劉邦的冷落，地位一直是“姬”，沒有升到“夫人”，所以，文帝劉恒從小就做事小心，從不惹是生非，給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在劉恒八歲時，三十多位大臣共同保舉他做了代王。雖然地位沒其他王子那樣顯赫，但這恰好幫文帝躲過了呂后的迫害，幸運地活下來，后來又幸運地登上了皇位。

公元前18O年七月呂后去世，九月，周勃、陳平巧設計謀，滅了呂后所有親信，迎來代王恒公，擁立為皇帝，即漢文帝，時年二十三歲。恒公即位后，以高祖邦公的既定方針為基礎，推行了一系列治國利民政策，開創了“文景之治”的局面。文帝的仁德體現在以下方面;

(一)廢除了連坐法和肉刑。文帝認為，法令是治理國家的準繩，是用來制止暴行，引導人們向善的工具。既然犯罪的人已經治罪，就不應該株連他們無罪的父母、妻子、兒女和兄弟。而且法令公正，百姓就忠厚，判罪得當百姓就心服。后來齊國的太倉令淳于意犯了罪，應該受刑。太倉令的小女兒緹(音“提”)縈(音“營”)向朝廷上書說愿意入官府為奴婢，以免除父親的刑罰。文帝憐憫緹縈的孝心，同時認為是自己的道德不厚教化不明，就下詔廢除了黥、劓、刖等肉刑，改用笞刑代替。因為取消了嚴苛的刑罰，文帝時許多官吏能夠斷獄從輕，持政務在寬厚，不事苛求，因此獄事簡省。

(二)讓諸侯回到各自的封國。為了不勞苦百姓和節省財力，文帝二年(前178年)十月，下令居住在長安的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國。一方面可以省卻百姓供應運輸給養的勞苦，節約人力和財力;一方面列侯也可以教導和管理封地的百姓。次年，還把授兵權或調軍隊的銅虎符，和使臣出使所持的竹使符發給各封國丞相和各郡郡守。

(三)恭儉的作風勤儉的品德。文帝從代國來到京城，在位二十三年，宮室、園林、狗馬、服飾、車駕等等，什么都沒有增加。但凡有對百姓不便的事情，就予以廢止，以便利民眾。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臺，召來工匠一計算，造價要值上百斤黃金，于是文帝便放棄了。文帝平時穿的是質地粗厚的絲織衣服，對所寵愛的慎夫人，也不準她穿長得拖地的衣服，所用的幃帳不準繡彩色花紋，以此來表示儉樸，為天下人做出榜樣。文帝規定，建造他的陵墓霸陵，一律用瓦器，不準用金銀銅錫等金屬做裝飾，不修高大的墳;要節省，不要煩擾百姓。文帝還下令撤銷衛將軍統轄的保衛自己的軍隊。現有馬匹，只留下日常所需要的，其余的都交給驛站使用。

(四)慎于用法寬厚待民。文帝執政以來廢除了法令中的誹謗朝廷、妖言惑眾以及百姓批評朝政有罪的罪狀，他認為，古代治理天下，朝廷設置進善言的旌旗和批評朝政的木牌，可以打通治國的途徑，招來進諫的人。而這條罪狀就使大臣們不敢完全說真話，做皇帝的也無從了解自己的過失。群臣中如袁盎(音，去聲“昂”)等人進言說事，雖然直率尖銳，而文帝總是寬容采納。

(五)發展農業與民休息。在治理國家方面，文帝更是以仁德為本，采取“無為”方式。文帝十分重視農業，他認為農業是國家的根本，因此即位后多次下詔重視農桑，并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、孝悌、力田若干員，經常給予他們賞賜，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。同時還注意減輕人民負擔，降低田租和賦稅，減輕徭役。在對待匈奴的問題上，文帝或戰或和，完全從百姓的利益出發。雖然匈奴多次背約入侵劫掠，而文帝卻只命令邊塞戒備防守，不發兵深入匈奴境內，不愿給百姓帶來煩擾和勞苦。在對待臣子上，文帝也十分寬容，認為百官的過錯，應當由自己一人承擔責任。大臣中如張武等人接受別人賄賂的金錢，事情被發覺，文帝就從皇宮倉庫中取出金錢賜給他們，用這種辦法使他們內心羞愧，而不下交給執法官吏處理。吳王劉濞謊稱有病不來朝見，文帝就趁此機會賜給他木幾和手杖，以表示關懷他年紀大，可以免去進京朝覲之禮。

文帝在位23年，常常自省。他認為如果君主不賢德，施政不公平，那么上天就顯示出災異現象，告誡他治理得不好。也就是說天下的治與亂，責任在我一個人，你們眾位執掌國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。我對下不能很好的治理撫育眾生，對上又牽累了日、月、星辰的光輝，以致發生日蝕，我的無德實在太嚴重了。文帝還告誡大臣說;“你們都要認真想想我的過失，以及你們知道的、見到的、想到的我做得不夠的地方，懇請你們告訴我，并要推舉賢良方正，能直言進諫的人，來補正我的疏漏。”公元前159年，天下干旱，發生蝗災。文帝施恩于民：詔令諸侯不要向朝廷進貢，解除民眾開發山林湖泊的禁令，減少宮中各種服飾、車駕和狗馬，裁減朝廷官吏的人數，打開糧倉救濟貧苦百性，允許民間買賣爵位。文帝一心致力于用仁德感化臣民，因此天下富足，他所在位的23年，以仁德寬厚成就了大漢皇帝的千古佳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