獨輪車俗稱“雞公車”、“土車子”。在全國許多地方都有分布。在近現代交通運輸工具普及之前，是一種輕便的運物、載人工具，特別在北方，幾乎與毛驢起同樣的作用。過去的獨輪車，車輪為木制，有大有小。小者車盤平;大者高于車盤，將車盤分成左右兩邊，可載物，也可坐人，但兩邊須保持平衡。在兩車把之間，掛“車絆”，駕車時搭在肩上，兩手持把，以助其力。由于車子只是憑一只單輪著地，不需要選擇路面的寬度，所以窄路、巷道、田埂、木橋都能通過。又由于是單輪，車子走過，地面上留下的痕跡，是一條直線或曲線，所以又名“線車”。

獨輪車極易傾覆，奇怪的是，中國古代人用它載重、載人，長途跋涉而平穩輕巧，中國獨輪車的最早描述在2世紀漢朝墓地壁畫及磚墓浮雕中發現。在四川成都一個年代為118年的墓中壁畫，發現繪有推著獨輪車的人。在四川沈府君闕發現年代約為150年的石浮雕，亦刻有推著獨輪車的人。“二十四孝”中便有孝子董永利用名為“鹿車”的獨輪車，載著父親到處走動的故事，表現這一故事的漢代畫像石尚有多處，其中最為著名者，乃山東武梁祠現存有紀年為公元147年的畫像石。

這發明歷史至少2000年以上的獨輪車，沿用至今，在交通不便的山鄉農村，依然適用。近百年來乘坐過獨輪車的平民大眾不計其數，更有不少“名流”，因特殊原因走訪山鄉，也曾以此代步。如1920年代，美國攝影師西德尼-甘博，在中國西南各地考察時，很多地區沒有通車，他就背著攝影器材，坐在獨輪車上一一走訪。又如1930年代、1940年代，建筑學家梁思成與營造學社一行深入全國調查古建筑，也曾乘坐過獨輪車。到了1940年代，乘坐過獨輪車的“名流”中，張愛玲無疑是最著名的一位。

1946年的2月中旬，張愛玲到溫州探望丈夫，在溫州停留了約20天。在《異鄉記》中，張愛玲白描了這段難挨的旅程。她寫道：“閔太太和我合坐一輛獨輪車，身上墊著各人自己的棉被，兩只腳筆直地伸出去老遠，離地只有兩三寸，可是永遠碰不到那一望無際的蒼黃的大地。”與小說里虛擬出來的旅伴“閔太太”同行，張愛玲可能稍微覺得會不那么孤單。而一個“閔”字，其自怨自憫之意也溢出文外。她接著敘述在溫州鄉下坐獨輪車的那份特殊況味。她說：“那曠野里地方那么大，可是獨輪車必須彎彎扭扭順著一條蜿蜒的小道走，那條路也是它們自己磨出來的，僅僅是一道極微茫的白痕。車子一歪一歪用心地走它的路，把人腸子都嘔斷了，喉嚨管癢梭梭地仿佛有個蟲要順著喉管爬到口邊來了。”

自抗戰勝利后，曾任汪偽政權《中華日報》主筆的胡蘭成正惶恐不知歸路，在1950年取道香港逃奔日本之前，他一直隱匿周游于杭州、金華、諸暨、溫州等地。1946年2月，到溫州探訪他的張愛玲并不知曉，就在此兩個月前，1945年12月6日，胡已取道溫州，兩天后即在麗水尋得了一位真實的“閔太太”——范秀美。現實就是如此殘酷與諷刺，與此刻張愛玲坐著獨輪車，顛簸難堪的“千里尋夫”對應著的，卻是負心漢在兩個月前于此地，另覓新歡。當然，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講，張愛玲也“不虛此行”，她將獨輪車如此形象生動地付諸文字，堪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凄美的“獨輪車”記錄。